文少卿：蒙古为什么如此喜爱韩国？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】 上篇文章里说到我那位去乌兰巴托的同事，后来她在朋友圈分享了她此次蒙古国之行的一大收获：与文在寅的握手合影。 这当然不是她在蒙古国遇到的唯一一个韩国人。实际上，走在乌兰巴托街头，她“真的有一种来到了韩国的错觉”。 由于韩国企业深度参与了蒙古的基建，乌兰巴托的不少小区直接复刻了首尔的楼盘。视线所及之处，几乎被韩国品牌全面接管：超市和便利店是韩国的，循环播放着K-pop；咖啡馆主打韩系，路边小店卖的是韩式热狗炸鸡；在当地的餐饮点评软件上，排名前十的餐厅几乎清一色是韩式料理；当地甚至有一条专门的“首尔街”，仿古亭子上赫然写着韩文，连警车都是韩国起亚。 2025年4月，一位韩国《中央日报》记者在乌兰巴托街头甚至发出了“这是乌兰巴托还是首尔”的感叹。数据更能说明这种渗透的彻底：当时蒙古已有467家韩国CU便利店，而到了今年夏天，这个数字攀升至约600家，另一韩系品牌GS25也拥有近300家门店。《中央日报》甚至造了一个新词——“Mongtan”（由“Mongolia”与韩国新城“Dongtan”拼合而成），用来形容乌兰巴托某些区域浓烈的韩国气息。 乌兰巴托街头的韩国便利店CU 乌兰巴托市首尔街上的路标 但韩国在蒙古的存在，远不只是便利店多一些、韩剧流行一些。 蒙古年轻一代是在韩剧、韩国音乐、韩国综艺以及韩式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。在这里，韩国不仅是娱乐消遣的来源，更被具象化为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关于“现代生活应当如何”的想象，甚至被视为一套关于“应该如何现代化”的答案。 这种深层的文化亲近感，绝不仅仅源于韩国本身的吸引力。 蒙古人与韩国人之间的互动，往往显得轻松、愉快，甚至带有一丝浪漫的滤镜；蒙古与其他邻国的关系，却很难如此轻松。 这不是偶然。要理解蒙古为什么如此喜欢韩国，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更大的问题：蒙古人究竟该如何定义“自己是谁”？ 7月11日，在乌兰巴托举行的那达慕节上，一名骑马者手持韩国国旗 一个拥有2235年历史的小国 2026年7月，蒙古国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那达慕节。庆典上，总统呼日勒苏赫的祝词并没有从1911年、1921年或是1990年这些现代国家的节点讲起，而是抛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：2235年。 这个年份，来自匈奴。呼日勒苏赫说： “源自高贵根源匈奴帝国的蒙古那达慕，是国家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……请允许我向大家致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开国2235周年、大蒙古国建国820周年、恢复独立自由115周年、人民革命105周年及民主革命36周年的节日祝贺。” 他动情地描绘着祖先的辉煌：“拥有历史、文化与国家制度英勇传统、受天命庇佑的我们蒙古人的祖先，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在亚洲心脏地带建立国家，开创了王朝基业，创造了历史文化，令威名远扬世界，这是何等辉煌壮丽的历史。” 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盛大的历史叙事有着极具现实感的外交背景。今年，韩国总统李在明夫妇作为贵宾出席了开幕式；而在去年，坐在台下聆听这番宏大叙事的，则是日本天皇夫妇。 李在明夫妇在乌兰巴托首尔街的韩式亭台前合影 李在明在呼日勒苏赫陪同下“弯弓射大雕” 按照蒙古官方今天的历史叙事，公元前209年前后建立的匈奴帝国，是蒙古高原上第一个国家政权，因此被视为蒙古国家传统的起点。 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今天这个蒙古国真的已经连续存在了2235年。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，不可能直接与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画上等号。历史学界对匈奴的族群构成、语言以及与后世蒙古族的关系，至今仍有大量争议。 按照通行的历史脉络，古代蒙古族群共同体的核心成员，其实是唐代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和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室韦部落之一——“蒙兀室韦”，后来被周边其他势力称为“萌古”“莽骨子”“蒙古”“鞑靼”等。到了公元八九世纪以后，随着突厥、回鹘和黠戛斯等草原霸主先后败亡或迁离，室韦人趁机向西渗透，进入今天的蒙古高原，与突厥遗民混居，才逐渐转化为草原游牧民。 然而，这些学术上的考证，并不妨碍蒙古官方主动选择另一种历史解释。2235年，不是现代蒙古国的实际寿命，而是蒙古想象自己为何是一个“古老国家”的方式。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宏大的历史自我想象。作为一个人口仅约350万的小国，蒙古国将匈奴、大蒙古国、成吉思汗、民族独立、社会主义国家、民主国家等完全不同的政治实体，在今天的国家叙事中重新排列组合，硬生生串联出了一条连续的“蒙古国家史”。 历史学家早已发现，现代蒙古民族身份其实是相对晚近才形成的。直到20世纪，民族国家建设才重新把成吉思汗后裔、蒙古历史与现代“民族”概念连接起来。而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，蒙古民族主义才开始重新强调历史的古老性与荣耀，并尝试将蒙古国塑造为整个“蒙古世界”的历史与文化中心。 换句话说，蒙古民族主义真正关心的，不只是“我们是谁”，而是：谁有资格定义蒙古的历史？ 韩国，一个恰到好处